唐宋時期，我國封建經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都市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繁榮，夜市、邸店、柜坊、飛錢、紙幣等新事物新現象迭然而出。與此同時，逐漸壯大的城市工商業(yè)者也更形活躍，他們?yōu)榱司S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或表達對政治的愿望和要求，開始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罷市活動。主要有以下三次。(摘自歷史大觀園)
一：發(fā)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長安。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后不久，藩鎮(zhèn)勢力日漸驕橫。頗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對此十分不滿，決定以武力削藩。無奈藩鎮(zhèn)叛亂不斷，“河南、河北連兵不息”，由此國庫日益空虛，軍費開支逐漸緊張起來。這時，主張“以刑名整齊天下”的奸相盧杞及其同黨趙贊(度支使)、韋都賓(太常博士)等認為：“貨泉所聚，在于富商”。于是，他們打著“借商”的招牌，對長安工商業(yè)者大肆掠奪，“京兆尹豐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以搒捶�！币灾隆熬⿴焽倘�，如被盜賊”。面對政府這一野蠻的搜刮行徑，城市工商業(yè)者忍無可忍，“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盧杞)于道訴之”。最后德宗迫于群眾的巨大壓力，也不得不下詔廢罷了這次所謂的“借商”活動。(見《舊唐書？盧杞傳》)這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yè)者第一次統(tǒng)一的政治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二：發(fā)生在唐昭宗天復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經過唐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唐朝已是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混戰(zhàn)一片�！皺C智權勇，出于流輩”的王建在四川的爭戰(zhàn)中逐漸崛起，并于昭宗大順二年(891)榮升西川節(jié)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剛剛升任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的王宗滌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滌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眾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為自己建造王府。繪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稱為“畫紅樓”。由于宗滌本姓華名洪，王建以畫紅與華洪諧音而心生疑竇，遂有誅殺之念。恰逢大將王宗佶(亦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戰(zhàn)功，便散布流言蜚語進行誣陷。昭宗天復二年(902)，王建趁機將他召回成都責問，宗滌難以自辯，慷慨陳詞：“三蜀(指東川、西川和漢川，又稱三川)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最后宗滌慘遭縊殺。廣大工商業(yè)者和軍隊將士聽到這一消息異常悲憤，“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見《資治通鑒》卷258和卷263)以此表達了對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將的擁戴和對濫殺功臣的王建的憤慨之情。
三：發(fā)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開封(汴京、東京)。這次是為悼念宋朝名相司馬光而開展的。司馬光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將。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實施過程中有蛻變情況，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嚴重危害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所以，當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駕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廢除新法，并把司馬光推向了政治前臺。這位靜居洛陽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澠水燕談錄》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們空前的歡迎。“民遮道呼日：‘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跀登司塾^之�！�(《東坡集？司馬溫公行狀》)有的人甚至爬到樹上屋頂去觀看，造成“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的熱鬧場面。明人馬巒在《司馬溫公年譜》中慨嘆地說：“時得人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痹u價之高，無以復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馬光才比較容易地罷廢了絕大部分新法。正當人們對他有更高期望時，他卻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司馬光去世的消息震動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禮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趕往西府，“臨其喪，哭之甚哀”，決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們紛紛前往吊唁；而眾多的工商業(yè)者也按捺不住他們的悲痛情緒，竟“罷市往吊”(《宋史？司馬光傳》)，表達了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緬懷深情。
這三次罷市分別發(fā)生在唐朝中期的長安、唐朝末葉的成都和北宋后期的開封，這些都是當時經濟繁華、工商業(yè)者相對活躍的都市，罷市活動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盡管規(guī)模還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業(yè)者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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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好勇敢 以前都敢 起 義， 現在呢？這個目測會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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